古人也会“群发”祝福！
过年源于原始丰收的祭祀庆典，祭祖延续的是祭祀之礼，而拜年则延续了其社交功能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，节日本身就是群体性活动的舞台。正如东汉《四民月令》中对腊日节庆社交目的的表述一样，春节的社交，同样是为了“讲好和礼，以笃恩纪”。
01
那么古人是如何拜年的呢？
古人拜年的对象，往往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交圈，以家庭成员、宗亲故友、左邻右舍为主。清人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曾对拜年做有解释：“男女以次拜家长毕，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，或止遣子弟代贺，谓之‘拜年’ 。至有终岁不相接者，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。”
从大年初一开始，人们换上新衣，走家串户，先拜本家本族长辈，次拜外亲，再拜朋友邻里，按关系亲疏依次相拜。有些一年到头也难得联系的亲朋，此时也会登门拜贺。于是满街是“鲜衣炫路，飞轿生风，静巷幽坊，动成哄市”的拜年盛景。
拜年也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。据《清嘉录》所写，如果拜年时已近黄昏，便叫“拜夜节”；要是初十之后才去拜年，则叫“拜灯节”。甚至“有心拜年，寒食未迟。”
春节拜年活动虽然可以笼络感情，但太过频繁，可能也是烦心事。乡绅刘大鹏仅在1918年正月初二这天，就接待了一百一十余位来拜年者。对那些地位更高、交友更广泛的社会名流来说，节日期间的应酬往来无疑要更费心力。
02
古人也会群发祝福！
大概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古人除了亲自登门拜年，还采用投递名帖的方式传达祝福，即将祝福语写在自己的名帖上，让仆人代为投送。
南宋人周密的笔记《癸辛杂识》中，就记录了这样一则趣事：有位吴四丈过节时准备向外送拜年贴，可家中没有仆人可用，正发愁时，正好沈公子派仆人来拜年了。吴四丈一看，沈公子的仆人接下来要投送名帖的人家，大半也是自己要送的，于是将这位仆人灌醉，暗中将他带的名帖与自己的调换。等仆人醒来继续各处投送，实际送的都是吴四丈而非自家主人的！
吴四丈这招“偷桃换李”，可见当时飞帖拜年习俗的盛行。到后来，投贺名帖逐渐泛滥，不仅亲朋之间彼此相送，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扩展了春节社交圈的范围：不相识的人也可借此方式经营关系。
明代学者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记载，“东西长安街，朝官居住最多，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，望门投刺”。像这样宾主既不相识，也互不相见的投递名帖，就类似于今天的群发祝福，形式远远大于心意了。
明代大才子文徵明对此多有不满，却也不得不从俗行事，无奈地写道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刺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
飞帖拜年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，上海竹枝词中还有“帖飞贺岁满城红，沪市蓝呢桥雇空”的说法。在网络普及之前，互送贺年卡拜年的风尚度流行， 这虽是西洋文化传入的结果，但形式上其实与古代互送名帖一脉相承。
03
过年该送什么礼？
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人情社会， 社交之时，“礼物的流动”相当重要。拜年也不例外，人们会根据血缘的亲疏和关系的远近，来确定礼物的内容和分量。
东北许多地区旧时拜年走亲戚要带“四合礼儿”，强调礼物要有四样，比如烟、酒、糖、茶四类。具体送多少则可以随机应变，如拜访的亲友比较尊贵，礼物也要相应贵重些。新女婿给老丈人拜年还要准备双四合礼。
在山西、陕西等地，面塑花馍是节日期间的重要物品，既被用于祭祀献供，也常用于亲友间的馈赠。不同关系的人，应该赠送、回赠多少数量、何种形制的花馍，当地人常有约定俗成的规矩。
比如晋南临汾旧时拜年俗称“送馍馍”，如果对方家中有小孩，人们会提前蒸制出龙头凤尾的娃馍，祝福孩童生龙活虎，早成大器；晚辈看望长辈，则要送混沌馍以表尊敬和祝愿；有的地方新出嫁女儿要等娘家送来枣山，才能约定时间回门，枣山花馍表达着对新婚夫妇生活甜美、早生贵子的期盼。
这些都是乡土中国生活的艺术和讲礼的体现。春节送礼，除了礼物的实用功能和贵贱价值，人们还看重它所承载的吉祥含义。
柑橘即是一例。柑橘作为春节的礼物，早在南宋时就有记载。王十朋在担任夔州郡守时，就曾收到过同僚送来的三百颗柑橘和几筐好酒。王十朋囊中羞涩，无法还礼，只好作诗一首回赠：“使君厚意吾先辱，愧乏琼瑶报所投。”
在广东潮汕地区，因“橘”与“吉”同音，人们便以大橘（即潮州柑）寓意“大吉”，去亲友家贺年必带几对大橘。主人也会在客厅摆上大橘和槟榔，表示“宾临大吉”。客人临走时，主人还会从其礼物中留下一对大橘，然后取自家的交换，寓意互赠吉祥。
春节期间，广府人家多会在家中或门口摆设盆橘，有的高达一两米，也是取大吉大利、吉到运到之意。
来源|图文来自《中华遗产》2020年第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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